在农业发生以前，人类依靠自然界出产的物品维持生存。由于受到季节变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可采集的数量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剩余的食物储存下来。农业时代来临之后，只要有合适的土地，人们就可以通过种植农作物或者放牧解决生存问题，人类不必经常性地迁徙就能拥有可靠的食物来源。这样，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了相对的固化关系。人们不再过着游群式“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是定居在适宜种植或放牧的土地上。根据已知的考古史料，早在公元前7000年，农业就在西亚、北非、中国和美洲等地区发展起来，稍后，饲养家畜成为人类定居生活的一部分。定居下来的原始游群意味着生存方式的改变，他们开始把脚下盛产庄稼的土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如同生命一样保护起来。
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植物生长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人们在收获的季节把粮食储藏起来，这样就有了剩余劳动产品。到了寒冷的冬季，人类也不会因为季节变化而挨饿。据考古发掘，约在公元前6000年，中国北方已有了能储藏十几万斤粮食的窖穴，1000多年后，中国南方的河姆渡人已经吃上大米饭。有了多余的食物，就产生出如何分配这些食物的权力。谁来管理、控制、分配这些在丰收的季节里贮藏下来的粮食?这样，在古老的人类游群内部，由于生存方式的改变，剩余产品的增加不仅产生了新的分工，而且产生了新的权力。
农作物的生长对自然环境有着一定的要求，不同的土地出产的粮食产量不同，而且还受到气候、水利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而，那些旱涝保收的河谷地带总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农业产量的增加，食物品种的丰富使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进而使适宜耕作的土地成为最为重要的生存资源。当族群规模扩大而可供开垦的土地资源有限，或者遇到自然灾害时，族群无法再固定于一处就会分化开来，其中一部分人远走他乡。“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样，人类迅速填满所有适宜生产粮食和放牧的陆地生存空间。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基于生存空间竞争的局面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竞争未必一定带来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本来就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基础，它们之间往往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或相互联姻等方式结成部落联盟，彼此划定不同疆域互不侵犯。这样，在不同部落之间就产生出如何开展交往、对外战争等具体事宜，如同后来国家间的军事、外交事务一样。
在农业时代到来之前，人类依赖狩猎、采集生存，族群人口少，不同族群之间很少出现争夺地盘的战争，人们过着一种基本上无竞争的游群式社会生活。到了农业时代，人的力量大规模地介入自然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固化在特定的区域。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人口增加，族群规模扩大，族群内部以及不同族群之间日益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土地、水源乃至人口与财富都成为竞争的目标。农业的发展使原先居无定所的原始游群村庄化、部落化，半动物式的原始人逐渐进入由各种权力主宰的人类社会。如何在族群内部以及不同族群之间建立更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秩序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问题。为了建立适宜生存的社会秩序，组成部落的人们逐渐确立了不同种类的权力，如组织领导决策权、人事分工权、食物财产分配权等，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部落内部的祭祀权以及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外交权、开战权等。部落的最高首领即为族长、酋长或称为王。
农业推动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权力体系的建立。据历史学家考证，最早的人类文明出现在约3500年的两河流域，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向古代文明的过渡。之后，人类的文明之花在古代埃及、印度与中国的大地上竞相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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